其次，在亨利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司法改革，也就是说以司法作为重要武器加强中央集权，导致英国的司法制度在管辖制度、陪审团制度方面等程序性的重大变化[16]。

他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宪政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早在冷战初期，美国情报机构就逐渐认识到，‘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类人比那些共产党叛徒们更有用。[23] 社宪派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因此，按观点的具体差异，可进一步区分为传统社宪派与新兴社宪派。

明确党权范围、规范党权行使程序，需要通过修宪明确中共党权的地位，对党权做逐项列举，并为党权的行使程序规定基本原则。更多的时候，反宪政文章的作者都隐藏了真实姓名，以致2013年多数反宪政文章的真正作者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团。社宪派中有一部分人基于自己的学科语言，把自己称之为宪政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所持的基本观点与其他社宪派人士并无实质区别，基本在同一个阵营。4.从立宪层面看，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宪政需要修宪。可以说，在现行宪法允许的框架下，中国还远远没有穷尽实施宪法、落实宪政的可能性。

[30]贺卫方语，见徐潜川：《六问宪政三方》，见《财经》2013年第20期。另一条极端是通向欧美政治模式的路，其要点是多党平等竞争和国家权力配置方面的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模式。带着战争失败的结果，约翰回到英国。

在当时教会，不仅仅没有得到教皇认可，反而英诺森三世认为《大宪章》无视国王的权利和荣誉，并颁布训令解除它的效力，还要威胁如果要约翰遵守的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破门律的惩罚[⑩]。另外，对于引文中的着重号属于笔者所加。这段时间不仅仅是中世纪，在其晚期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这种后发型国家，现有制度与演进的理想制度必然存在太多差异，甚至属于异质性差异，实际上也是巨大差距。

[29]  自从科学技术革命、启蒙运动开始之后，人类社会依据理性而生活的时代开启了，而且在现代达到至极，在后来又有了对理性滥用的反思，开始重视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对此可以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最后，作为结语，反思制度下的具体个人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即宪政制度）变迁中的积极意义。

否则，在最初越美丽、越理想就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越大，因为这相当于这个国家运行两套规则，治理者可以非常容易的运用其中一套规则去对付公民的任何主张，如果你在他面前主张实际习惯法，他会用理想法要求你，当你说理想法，他却时刻运用习惯法。[⑥]  关于这些事实与史实的详细叙述，请参见【美】迈克尔·V·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诺曼征服、约翰统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人物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104页。不过，它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需要时间经过，即坚持。约翰要夺回在大陆失去的领土，则必须发动另外一场战争，为了准备这场战争，他向他的封臣征收各种各样的捐税，还包括了对教会财产（为此他得罪了当时非常强势的教皇，英诺森三世）。

正因为大历史意味着宏观视野与长时间短的考察与思考[②]，才能恍然大悟地发现某个时间点或事件是某种（宪政）制度变迁的萌芽。其次，作为近代宪政制度形成的开始事件如何持续性地得到关注的或者说为什么它没有变为一闪而过的行为或者事件。【摘要】在制度——人视野下分析《大宪章》的出台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制度变迁中偶然事件的意义，即：一方面，人们通常都是遵守现有制度，而非打破现状。它的神话意义得以确立。

这一例外本身对宪政制度演进并没有高概率性，或者说更可以说具有偶然性 ，可能昙花一现。其次，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有利之处就是我们大致知道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但仅仅是大致的方向，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再造的过程。

其次，在爱德华一世的1297年，大宪章再次得到确认，宣布大宪章必须得到遵守，任何与大宪章条文相抵触的判决归于无效——在这里，齐延平教授指出，在大宪章从颁布到1297年的80年中，其得到32次确认[16]。或者请参见蒋志如：《转型宪政社会的权利风险——以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权利为中心的分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蒋志如（1979—），男。鉴于如此情况，我们有必要从英国宪政制度演进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上述的一个偶然事件在制度变迁中所能带来的效果吸收和借鉴一些经验和教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该制度下，作为具体的国王即使在自己的个人性格强势下，也通常是充分利用与发挥或者说去完善当时宪政制度。在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这一个过程中，如果在前面的几个点中，可以说存在着较小发生概率，只不过越到后来，则发生概率越高。同时，中国当下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另外，还可以参看冯天瑜对此的划分，他认为6-8世纪为准封建期，9-10世纪为封建成熟期，14-16为封建晚期，16世纪以下为延续与解体时期（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更确切地说，则英国普通法是国王们通过令状、陪审团巡回审判、王室法庭的设置实现权力了集中，又间接实现了以判决方式表达对国王对整个英国人习惯性权利（财产）的救济与保护，展示国王提供的正义与公平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是，对于当时人们来说，要有如此感觉与体会则有些强人所难。

简而言之，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即要充分熟悉西方，又要真正理解自己（优点与不足），使中国当下的制度优点与西方制度的优点实现宪政制度再造。[20]  大宪章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徐震宇：《自由的缔造者：无地王约翰、反叛贵族与大宪章的诞生》，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254页）和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转型宪政社会的权利风险——以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权利为中心的分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7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才会愿意让制度演进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流转。作为普通百姓的习惯性财产权利，在约翰王时就已经得到尊重和实现。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但即使有一些事件在事实上导致了既有该制度突破，也最多只能看成偶然事件，甚至例外事件，因为参与其中的当事人没有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抱有多大希望，而仅仅希望在该事件中收获当时已经达成的私人利益而已，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指责那些签订大宪章的贵族的私心，以及认为这个《大宪章》是一个封建契约而已，不值那么多赞誉[⑨]。因此，本文的分析将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大宪章作为一种偶然事件的出现过程，以及事件中当事人的态度。至少，未来的制度在制度设计时，在功能上必须达到相似效果。进一步说，中国制度演进过程中，我们可以对他人运行非常成熟的具体制度进行研究与思考，以对该制度有全盘的把握，不仅仅需要理解与思考这些制度运行的通行规则，还需要研究该制度运行的例外，甚至是若干列外。

而且，却由于普通法的特点，有无《大宪章》文本本身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通过时间，还要通过坚持——无论是有意识的坚持，还是由于个人、民族性格的坚持，才能达到。

我们才会有耐心、一步一步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比较顺畅地解决问题，也不会被其他不必要的细节性的法律问题羁绊。[⑤]  根据一些观点，绝对的决定论已经遭到否定，但决定论并非没有意义，现在更多学者主张有概率或者统计的决定论。

对于后者限制其运行范围，甚至让其成为流星而已，对于前者我们必须有决心坚持（这需要条件的支撑，即下面的分析）。简而言之，一句话，在治理者面前我们手无寸铁，而他却拿着枪和大炮，而且还没有规则制约他甚至没有办法制约他，因为那是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也是暴力横行的时代。

更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该书的这一节，即从欲望到需要。进入专题： 大宪章 宪政 制度变迁 。实际上，不仅仅对于宪政制度，而且即使对于任何一项已经远远超出其社会背景、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度，（不断）重复的意义还在于将它们之间有脱节情况。而在秦汉转型成功之时，也已经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在近代以来的转型，根据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如果能够在2040年转型成功就已经足够幸运[30]。

《大宪章》则在这方面提出了要求，而且是一个新要求。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

相反，却具有了远离原来均衡的倾斜[25]。简而言之，《大宪章》被不断重复。

[26]  【美】朱迪斯·M·本内特 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 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因此，这时的人们不需要思考多少，因为虽然已经有文艺复兴的搅动，但科学理性精神、理性主义依然没有开启。